我们都有一个梦,名字叫“中国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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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夫拉,位于葡萄牙里斯本西北部的一座小城。如同欧洲大陆的众多小城一样,马夫拉也拥有着自己的本地足球俱乐部和为之狂热的球迷。

  2009年,一直混迹与葡萄牙低级别联赛的马夫拉看中了当时效力于葡萄牙豪门本菲卡的中国球员于大宝,同年又通过自由转会引进了另一位中国球员张呈栋。这两位后来的国足主力让这个小城逐渐为中国球迷所关注。

  2013年4月,30岁的广东商人杨奇与三个葡籍华人合伙买下了马夫拉俱乐部50%的经营权。

  在随后两年的时间里,马夫拉通过各种途径辗转引进了十余位中国球员。在那段时间,马夫拉成为了葡萄牙国内中国球员的留洋基地和中转平台。

  2015年,马夫拉俱乐部升入葡萄牙第二级别联赛,

  近年来,在国内无法获得稳定比赛机会的球员选择去海外打拼成为常态。少部分人成功兑现天赋回国站稳脚跟,但大部分球员则就此行踪不显,杳无音信。

  他们的境遇是这些年资本助推中国足球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中国职业足球不长的历史中,“洋务运动”是一个绕不开的词汇。

  这里所说的“洋务运动”,是指国足在长期战绩不佳的情况下,球员“走出去”和教练“请进来”的一系列故事,这些也是日后中国资本有机会接触世界先进足球的先决条件。

  1992年初,国奥队在奥运会预选赛中遭到淘汰,国内教练第一次彻底失去了足协的信任。

  同年6月15日,顶着德国年度十佳教练的名号,德国人施拉普纳成为中国队首位外籍主教练,也正式拉开了中国足球开展“洋务运动”的序幕。

  在1992年至2011年的二十年间,中国足球总共任命了多达八名的主教练及数任临时主教练。如同当年清末推行的“洋务运动”一样,足协始终在不断的否定自己的过往看法,在国内外教练之中来回反复。

  为什么足协一直在国产教练和外国教练之间左右摇摆?

  归根结底,原因可以浓缩成两个字——怕和穷。

  中国足协就是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重要部门之一,本身是正局级单位。但是足协主席常常由分管足球的体育总局领导担任,因此足管中心主任往往是足协的常务副主席作为一把手,主持日常工作。所以足协主席一般是副部级干部,常务副主席是正厅局级。

  谁都知道中国足球是烫手的山芋,坐在足协主席这个位置,首要的并不是政绩,而是要优先考虑平稳度过这个任期。对于聘请外教这种“破天荒”的举动,足协领导自然是慎之又慎。

  所以,这场“洋务运动”从开始就注定是漫长而又曲折的宿命轮回。

  施拉普纳与中国足球的渊源极为深厚。早在1984年,当时他带领曼海姆队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家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第二年,他邀请李应发和金志扬两位教练到德国曼海姆俱乐部短期培训,由此施拉普纳与中国足球开始逐渐产生了一系列互动与联系。

  两年之后,施拉普纳将广东籍国脚古广明带到德国,当时他已经离开曼海姆俱乐部而执教于另一只乙级球队达姆斯塔特。尽管只是次级联赛,但古广明也有幸成为国内进入德国足球职业联赛体系的第一人。

  1989年,新加坡六强赛的失利使得国内舆论压力倍增,中国足协不得不开始将选帅目光投向国外。此时,古广明向足协时任领导马克坚推荐了自己的恩师,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也开始鼎力相助希望促成此事。最终,施拉普纳在1992年正式成为了中国国家队在职业化之后的第一任外籍主帅。此时距离他最初来到中国已相隔八年。

  此事在当时的德国引起的轰动丝毫不亚于中国,施拉普纳后来回忆说:“所有的德国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写着:施拉普纳成为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

  但这个八年“童话”的结局却并不怎么美好。

  1994年美国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施拉普纳率领的中国队在亚洲区世界杯预选赛第1小组第一阶段的比赛中分别以0:1的比分负于也门队和伊拉克队,最终未能出线。

  这次失败也直接导致了他的下课,他转而出任中国足协技术顾问。并且在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被正式辞退所有职务,国足帅位由原助理教练戚务生接任。

  通过一次大赛是否能够判断一个教练的水平?这个看法见仁见智。但想用短短一年时间去彻底改变一个沉疴已久的行业,那就真是白日做梦了。

  中国的公务员群体的专业知识可能并不拔尖,但对于事情的敏感度却无出其右。一旦舆论对外籍教练制度的风向稍有不对,“怕担责”的情绪立马上线,这也直接促成了本土教练重新拿回了阔别两年的国足帅位。

  中国队冲击1994年世界杯失利后,国人对“月亮还是外国圆”的观点产生了非常大的质疑。

  当时正值中国足球联赛职业化元年,国内联赛的蓬勃发展也盲目提升了球迷对国内球员的信心。

  “我们的球员是好的,一定是教练不行。”

  在戚务生接任后,他将国内联赛的优秀球员组成亚运队,并取得了中国至今在亚运会赛场上的最好成绩——第二名。舆论开始对外教政策嗤之以鼻,中国足球的第一次“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不过好景不长,在接下来的两年,戚务生接连在奥运会预选赛与亚洲杯中未能取得预想的成绩,中国球迷瞬间忘记了曾经对他的支持,戚务生的执教能力受到了广泛质疑。

  1997年,在一片下课声中,中国足协以1998世界杯外围赛即将开打,不宜临阵换帅为由,力挺戚务生国足主帅职位。

  但在事后看来,这个决定不但差点让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最优秀的一批球员永远无缘世界杯,更是直接断送了戚务生的职业生涯。

  八轮外围赛,中国队出局,戚务生黯然下课。在此后二十年间,戚务生仅短暂担任过四五家职业球队的主帅,每家俱乐部的任期也并不长。现在,我们只能在青训赛场上看到这位老人默默耕耘的身影。

  “伤痛”中的中国足协决定重启“洋务运动”。1997年末,足协决定聘请国际足联高级讲师,英国人霍顿出任国家队主教练。

  自此,中国足球开始了外籍教练与本土教练反复更迭的进程。无论是率队打进世界杯的米卢、在上海申花取得骄人战绩的杜伊科维奇。还是本土的两位冠军主帅朱广沪与高洪波。无论过往在国内的声望有多么显赫,成绩有多么突出。一旦接收国足后,成绩开始出现不如预期的情况,不到一年,立马被解聘。

  在舆论压力、个人政绩和组织评价的三重压力下,每任足协领导都试图在各方满意的前提下去解决好中国足球短期战绩与长期发展的矛盾点。

  但事实上,让各方都满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国内足球的舆论中一直有三种声音存在,这三种声音互相矛盾,互不认可,深刻的影响着足协与俱乐部的决策:

  1. 国内球员水平不错,缺乏的是外籍教练的先进战术与撮合能力,所以外籍教练团队才是重中之重。

  2. 这届球员水平不行。要想取得质的提升,不但要大力发展顶级联赛,以赛代练提升球员水平,更是要优先发展青训,五年十年后再看。

  3. 国内球员在俱乐部忙于赚钱,怕受伤,在国家队出工不出力,需要以某几个核心俱乐部为骨干,找国内“教父”级别的本土主教练带队参加国家级比赛。

  足协一直在这三种声音中找平衡,今天请外籍教练执教(米卢),明天请本土冠军教练组队(朱广沪);一边组织大批年轻球员去足球强国集中培训(健力宝),一边不停扩充顶级联赛的球队规模以期提升比赛强度和质量。

  但这种摇摆不定终究不是长策,没有人比足协更希望可以有一种被圈内人普遍认可的模式可以一直被贯彻下去。

  2011年,这个机会终于出现了。

  在上世纪的最后十年和本世纪的头十年,中国经济沿着改革开放的既定目标在迅猛前进。但作为国内第一大体育项目,中国职业足球的资本投入与资产估值相比,却显得十分寒酸。

  2000年1月9日,大连实德集团以1.2亿元的价格,买下了过往四年三次夺冠的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70%的股份。

  转让完毕后,总计1.7亿的新大连实德俱乐部包括以下资产:

  1. 1996~1998年三连冠的荣誉和豪强地位;

  2. 包括郝海东、孙继海、张恩华等近20名国家队与国青队球员及近百人各年龄梯队球员的所有权;

  3. 安迪尔森、奥兰多、潘塔等来自巴西和塞尔维亚的高性价比外援的签约权;

  4. 365官网世界名帅科萨诺维奇签署多年合同带队征战。

  2014年,阿里巴巴作为恒大俱乐部战略投资者注资12亿元,并入股恒大俱乐部50%的股权。广州恒大俱乐部的公允价值超过20亿。

  那一年,同样是广州恒大俱乐部坐拥多名国脚和巴西球星完成三连冠伟业。如果在平行时空的2018年还有大连实德这么一支球队存在的话,它的价值决不会低于这时的广州恒大。

  不仅当红国脚不值钱,当时的青年队价格更是廉价到无以复加。

  2003年10月,大连毅腾俱乐部夺得全国U17青少年联赛冠军。同年11月,该冠军队的15名队员便被辽足俱乐部掌门人张曙光以290万元的总价格,打包购买进入辽足。

  这些人中包括后来的国家队成员杨旭、于汉超、王大雷,以及现在的中超主力丁捷、戴琳等。

  历史总是十分巧合,2018年3月,2017全运会U18男足冠军队上海对所属于上海根宝俱乐部的所有适龄球员被一并打包卖给了上海申花,收购的价格是1.5亿。

  这是十五年前价格的五十倍。

  价格的爆炸式提升一定来源于资本的持续进场,而这一拨足球资本的引领者就是擅长以资本逻辑做事的房地产企业恒大集团。

  2010年3月,恒大集团以1亿元买断广州足球俱乐部全部股权,并参与该赛季中甲联赛。

  同年,恒大从苏超凯尔特人自由转会签入原中超MVP郑智,并分别花费600万与700万人民币分别从上海两强中签入新晋国脚郜林与张琳芃。

  这个转会费的数字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随后,恒大又以创中甲外援记录的350万美金签入外援穆里奇。

  2011年,恒大提前四轮成功冲超,并最终获得联赛第一。重金签约的数名球员均成了未来多年恒大俱乐部的中流砥柱。

  为何恒大会选择在中国职业联赛已经开展近二十年后的2010年大举入场?个中原因其实并不难猜。

  2010年是中国足球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年份。

  2009年9月,公安机关经过长期侦查和蹲守,端掉了一个利用赌球非法牟利的团伙。随着侦查的深入,警方发现,涉案嫌疑人不仅涉赌,而且还利用赌球来暗箱操作国内联赛。

  这一发现被迅速上报,随后,全国公安系统积极联动,在各地展开缜密调查,一场抓赌行动旋即展开。这个行动被媒体统称为中国足坛反黑风暴。

  反黑风暴牵连甚广,侦测工作历时两年半,第一批受审人员多达57人,其中少部分为政府官员,多数为裁判员、球员等直接获利群体。

  当某个行业烂到根上的那一刻,往往也是价值洼池形成的时候,精明的商人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当然,他们还有另一个不得不上的理由。

  去年,“赌国运”一词从“饭统戴老板”的一篇文章中流行开来。作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赌国运最为成功的恒大集团,其政治敏感度之强简直令人发指。

  2009年10月,习大大在德国访问期间参观了拜耳药业集团公司,并接受了拜耳公司赠送的一件勒沃库森队(拜耳为其多年赞助商)的10号球衣和一个2006年世界杯专用足球。

  他表示,“中国有一流的球迷和可观的足球市场,但目前水平比较低,希望可以迎头赶上。”

  这就是恒大看到的机会。

  在恒大做出进入中国足球的决策之前,有传闻说恒大曾经向一家著名咨询公司问询,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规避国内足坛普遍存在的“假赌黑”问题,以及在大环境下球员缺乏职业精神与集体荣誉感的行业现状。

  咨询公司给出的答案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明确的是,恒大并不认可过往俱乐部与足协的种种做法。恒大从入局一开始便放弃了传统的“足球人治足球”的策略,转而使用更为成熟的治理房地产商业公司的方式来运作足球俱乐部。

  这两种策略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制度和人才的看法迥然不同。

  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脱胎于体育局和体工队,在制度上继承了领导负责制这一传统。俱乐部的直接管理者多为过往球员或当地官员,依靠人治的程度要远远高于依靠规则。

  另一方面,国内球员一直以来都处于有限流通的状态,在早期,球员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通常都会在一个俱乐部效力,这种“占山为王”的心态直到现在依然常见。

  本土管理团队与当地球员帮派是职业化早期的标配,即使在2000年以后,外教和外援开始逐步占据主导作用,体育局领导与本地明星在球队和球迷中的影响力依旧难以撼动。

  恒大完全打破了这两种固有配置。

  从管理制度上来说,恒大直接下派了30岁的恒大集团副总裁刘永灼担任球队董事长。将俱乐部的管理权完全放权给没有过往职业足球经历的职业经理人,这在当时并不多见。

  在人员的使用上,外教团队拥有最大的话语权,只要教练组提出相关位置人员的要求,管理层就会尽可能的去争取相应目标。在恒大2015年上市前,其每年投入均可位列中超前三。

  即使在俱乐部上市及提出“2020年全华班”构想之后,恒大仍斥资4200万元购入哥伦比亚国脚杰克逊·马丁内斯,此金额刷新了当时中超联赛的外援转会费纪录。

  事实证明,恒大的这两项选择没有错误,资本投入的力量是巨大的,恒大在过往七年内豪取中超七连冠,并两次获得亚洲冠军联赛冠军。

  同时,恒大俱乐部在管理模式、人才引进与培养、球队精神建设和医疗保障等方面均达到了国内顶级水准,这些成功的经验也吸引了国内其他俱乐部与新晋资本纷纷效仿。

  当然,这些新近资本管控俱乐部的玩法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恒大的成功刺激到了其他中超俱乐部——管理上的事情的学起来需要时间,可买买买大家总是会的吧。

  但真要开始大手笔买人,也不是简单拿个支票本出来就能完事儿的。胡买乱买断不可行,买卖球员也要讲究一定的方式方法。

  中国足球联赛一直遵循着限制外援数量与位置(不能使用外籍门将)的规定。在联赛早期,本土球员还能和外援分庭抗礼。但随着俱乐部在外援位置上的投入越来越大,本土球员逐渐从球队核心变成为给外援打下手的拼图角色。

  在2017年之前,俱乐部一般会排出1(国内门将)+6(国内球员)+3(任意国籍外援)+1(亚洲籍外援)的场上阵容。()

  在这个阵容中,本土球员多负责防守与跑位,外援多负责组织与进攻。因此,进攻性外援的质量直接决定了这支球队的上限。

  所以,舍得在外援上花钱,就是给成绩平添了一份保障。

  球员买卖所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万一买入的球员发挥不出应有的水平,对于俱乐部的损失难以估量。

  如何保证球员能够全心全意的在队中效力?与足球经纪人保持愉快的沟通交流方式是其中精髓。

  在欧洲,两家俱乐部就球员转会费用谈判妥当后,就进入了经纪人与购买球员的俱乐部商讨劳动合同细节的环节。通常情况下,一个球员的合同会有如下部分组成:

  与国内各行业经纪公司所做的事情一样,球员经纪人也扮演着将球员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色。对于“一分钱一分货”的球员转会市场来说,经纪人的存在就是球员可以安心踢球的保护伞。

  球员转会进来后,表现不佳有时不是实力问题,而是球队风格与其踢球方式并不相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买入球员前并没有跟主教练进行应有的沟通。

  在各俱乐部成立初期,外援资料更多的依靠管理者的私人关系来获取。当时,互联网与视频分享并不发达,教练组往往只能依靠几盘录像带和短期试训来判断球员水平。但可选项就这么多,最后只能矬子里拔将军,以至于买进的外援实际水平参差不齐,能否适应教练战术要求更是无从判断。

  即使是在一开始就致力于建立完整球探体系与连接南美知名足球经纪人的广州恒大,在前几年也吃尽了外援适应不佳的苦头。在恒大签约的前十名外援之中,效力超过一个赛季的也只有四人。而在其它俱乐部,一个赛季内换掉所有外援的情形比比皆是。

  对这种不利状况最不满意的是中方资本。每进行一次外援更迭,资方都要付出少则百万,多则千万的试错成本。换人后战绩如果不错倒还罢了,一旦战绩持续不佳,球队管理层与主帅互相推诿责任的场景屡见不鲜。

  这个问题并非中国独有,这本质上也是欧洲大陆一直以来存在的Coach和Manager之争。

  在本世纪初期的英格兰,球队主帅往往被称为Boss,其职能涵盖排兵布阵、买卖球员、日常管理甚至商业开发。在这类球队中,一个球队的主帅就是这个球会的总管Manager。

  曼彻斯特联队的传奇教练弗格森爵士就是这一职位的典型代表人物。

  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主教练往往只拥有排兵布阵与日常训练的职权,在球队建设方面往往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核心权限仍把持在球队管理层手中。这类主教练的职责就是我们所讲的Coach。

  中方资本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既然非专业的人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把事情完全交到专业的人手里去做。

  2012年5月,折戟亚冠淘汰赛的广州恒大宣布聘请意大利传奇教练里皮及其团队入主俱乐部,并将所有足球领域相关权限全部移交,恒大自此正式进入了Manager大统管时代。

  大卫·里皮,恒大前主帅马塞365官网 洛·里皮之子。

  小里皮曾经是一名次级联赛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但在其短暂的职业生涯中,他并没取得什么显赫的职业成就。后来,一场车祸结束了他的球员生涯,凭借着父亲在意大利足坛所具有的威望和人脉,小里皮做起了足球经纪人的工作。

  2001年,足球经纪公司GEA在意大利成立,小里皮作为发起人之一参与其中,而GEA当时的负责人,则是时任尤文图斯总经理莫吉之子。

  本世纪初是尤文的一个黄金时代,在俱乐部运营方面,里皮与时任俱乐部总经理莫吉配合默契。而在引援方面,透过GEA,里皮父子和莫吉父子强强联手,全权垄断了尤文的引援事宜。无论从竞技水平还是引援能力上,尤文在意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2006年,里皮率领意大利队勇夺世界杯。但正是在那届世界杯前后这段时间,意大利电话门丑闻震惊全世界,前尤文图斯总经理莫吉遭遇多项指控并被终身禁足。此后,小里皮也便顺势脱离了GEA,成立了自己的Reset经纪公司。

  随着自己的父亲远渡重洋来中国执教,小里皮的工作重心也逐渐转移到了中国。在里皮入主恒大后,举贤不避亲,将儿子纳入自己的团队,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引援主管。

  随后,在里皮执教的两年多时间里,小里皮全程操作了恒大的外援引进工作。即使在里皮卸任,斯科拉里上任之后,球队的引援工作仍会将小里皮的建议作为重要参考。

  Manager的模式深刻影响了一部分人,尤其是一些没有什么试错资本的小俱乐部,都凭借着类似的模式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绩。

  恒大两夺亚洲冠军证明了一件事,只要方法得当,配合上资本的推动力,中国足球还是有希望重返亚洲一流的。

  得到鼓舞的中国足协终于不用再担心“路线问题”。现有的球员经过锻炼也许还能靠得住,青训要抓但是见效慢。要想现在立马做出成绩,主要精力还是应该放到聘请更优秀的教练团队和激发国足球员积极性上来。

  但问题接踵而来,虽然足协这些年一直在聘请外籍教练,可足协付出的薪水并不多。如果想要聘请国际上的大牌教练,给国家队球员更好的保障与训练条件,钱从哪儿来?

  足协在此时展露出了惊人才智,既然中国资本都在一股脑向职业联赛里面寻找机会,那为什么不尝试着找一个愿意为国家队买单的“爱国”资本呢?

  万达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011年8月,西班牙人卡马乔上任,其薪资创国足洋帅之最,高达每年280万欧元。其十倍于当年米卢的聘金,是国足此前六任洋帅的全部年薪总和的三倍。这部分金额全部由万达买单。

  同时万达借足协之名,在2012~2014三年间开展了一系列留洋计划。借助西班牙优质青训体系,以期培育出新一代嫡系球员,再依靠这批人重返职业联赛。

  然而事与愿违,万达的两边布局都没起到预想效果。小球员经过多年筛选,目前留在西班牙的不足十人。

  重金聘请卡马乔更是效果不佳。在他的率领下,国足不但无缘2014年巴西世界杯,还耻辱性地以1:5负于泰国队,两年近三十场比赛胜率仅为35%。2013年,卡马乔黯然下课。万达这次投机行为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万达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一个结果——没有人敢再为国足买单了。本着对国有资产负责的态度,足协开始了长达数月的新任主帅竞选。最终,2014年,中国足协自掏腰包以200万欧元每年的代价聘请法国人佩兰团队执教国足。

  2015年亚洲杯,佩兰带领国足三战全胜小组出线,他顿时成为了媒体瞩目的焦点和球迷口中的“神奇教练”。虽然国足在亚洲杯淘汰赛中0-2不敌东道主澳大利亚,但球队多年未有的高光表现还是给佩兰换来了一份继续执教的合同。

  然而好景不长,2016年世界杯预选赛预赛,佩兰遭遇惨痛失败。高洪波临危受命重返国足帅位。然而高洪波复制了上次的执教经历,先扬后抑,短短半年便失去了对球队的控制。

  此时,方寸大乱走投无路的足协只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曾经带领中国人站上亚洲之巅的里皮身上。

  据媒体报道,国足聘请里皮团队执教的年薪高达2000万欧元,足协出不起这笔钱,背后的赞助商自然又是那个擅长“赌国运”的恒大集团。

  国内足球行业的投机显得愈发拥挤,精明的中国资本开始青睐海外体育产业,哪怕是常年处于亏损状态的国外足球俱乐部。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4年至今,我国因并购境外足球俱乐部而流向海外的资本已经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这些投资组合中,既有向AC米兰、国际米兰、马德里竞技这些豪门球队的大笔投资,也有西班牙人、格兰纳达这些足球发达国家的中游球队。更是有上文中提到的马夫拉、胡米利亚这类玩票性质的投资。

  中国资本大举投资海外资产的真实目的,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集体行为开始引发监管部门的警惕。从2017年开始,商务部、发改委、外汇管理局、央行多部门开始严格监管海外投资热,要求5000万美元及以上的转移出境业务须获得特别批准。

  球队的生意不好做,趋利的中国商人开始把目光投射到球员的转会生意身上。

  中国球员虽然在绝对价值上并不出众,但优质资源的稀缺性使得球员的身价随着资本热潮一路水涨船高。

  2011年,恒大从上海上港(此时用名上海东亚)斥资700万元引进了当时的新晋国脚张琳芃。当时有媒体报道,与队友从小一起长大征战职业联赛的张琳芃当初并不愿转会,但俱乐部窘迫的经营环境迫使徐根宝不得不出售主力球员填补亏空,700万这个数目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5年之后,上海滩的另一家球队上海申花出现了中卫位置上的人手不足,球队中卫老的老,伤的伤,而外援名额的限制又不能让申花将宝贵的外援名额中的两个用在中卫身上。上海申花需要在市场上寻找一名本土中卫。

  最终,他们看中了同样是新晋国脚的高个中卫毕津浩。这个从中锋改练中卫的25岁球员从河南建业转会过来的价格是8000万元人民币。

  8000万是个什么概念?在2016年初,全球职业联赛的所有转会中,这位在国内都不算知名的球员的转会金额可以排在世界第四位。

  这件事让人深刻感受到这五年来中国足球的球员市场被资本炒作的热度。

  “毕津浩”现象并不是个例,一个在国际市场公允价值(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网站确定身价)不足千万的中国球员身价能炒到上亿。外援来中国也能以数倍溢价转会,“人傻钱多速来”成了国外俱乐部对中超的共识。

  2016年,苟仲文履新体育总局局长。他在次年两会的“部长通道”回答了“中超天价球员”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天价球员是投资足球的人“有钱就任性”造成的现象,他们意在商业,而不是足球,所以国家体育总局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现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整治措施,下一步还会有更严格的整肃措施出台。此外,也希望媒体继续关注足球,支持足球,同时谴责这种不利于足球发展的行为。”

  2017年,足协下发《关于限制高价引援的通知》的要求,限制职业足球俱乐部追求短期成绩、进行高价引援的转会行为。

  足协规定,各俱乐部夏转引入外援资金支出未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人,引入国内球员资金支出未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人的相关俱乐部,不需缴纳引援调节费用。若超出,应等额缴纳引援调节费用,该笔费用纳入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

  随后两个转会期,国内国际球员的高价转会在明面上算是被限制了。但是投机的机会还并没有结束,一个窟窿被堵住了,另一个窟窿又被放了出来。

  U23(23岁以下)球员上场新政是苟仲文履新体育总局后对于中国足球的又一改革。在2018赛季的最新版本规则中,足协要求单场比赛U23球员的登场人数不得少于外援登场人数,且首发中至少有1名U23。

  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了产品的价格,U23优质球员的稀缺性导致新政出台后其价格迅速攀升。

  2017年夏季转会窗口,为了应付队内U23球员不足的问题,恒大接连签下了三位出生于1997年的留洋葡萄牙天才邓宇彪、武翔以及冯博轩。

  其中邓宇彪与武翔皆是来自葡萄牙东方龙俱乐部的球员,根据2017年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年报显示,这两位二十岁,并没有什么职业比赛经验的球员的转会费总和高达5972万元人民币。

  新政开始实施前,各俱乐部从自身利益考虑,并不愿主动使用年轻球员,年轻球员往往得不到充足的上场机会。再加上国内次级联赛大环境较差,球员经纪人更愿意将旗下球员送往欧洲大陆的青训营或次级联赛效力。一方面是增加球员出场时间,另一方面也是可以近距离感受欧陆先进足球文化,为后续返回国内效力打下更好的基础。

  U23的新政加速了球员从国外回流,也让这些年轻球员的经纪人们提前收获了远远超出预期的利润。

  在一年后的今天,表中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球员以各种方式回流国内。

  只要国内的新政还在延续,这种海外放养后镀金回流的现象也将始终存在。

  这也算的上是中国资本充分吸取世界足球先进经验理念后产出的最具中国特色的赚钱方式了。

  中国的职业联赛已经开展了二十余年,中国体育产业的整体规模也在稳定快速的增长。但坦白说,中国职业足球的“正规化”和“市场化”还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这种落后可不仅仅是一句“固步自封”就可以解释得通的。

  缺乏明确的方法论是第一个问题。

  足球究竟是一项怎样的运动?我们应当学习哪些世界先进经验?我们有没有为初学者准备一套明确易读的教材?

  这些最为基本的东西直到现在也缺乏一个官方的说法。

  没有健康的营运体系是第二个问题。

  资本进入一个行业一定带有其目的,无论是政治原因还是获取经济收益,现在看来都难以完全符合预期。一旦耐心耗尽,资本撤出之后,脆弱的中国足球无疑将遭受更大的伤害。

  因此建立一个可以自给自足,让从业者可以体面生活的一个完整产业链条尤为重要。

  最后一个问题是对于竞技成绩的追求。

  追赶世界足球是一个漫长的系统性工程,资本的介入可以为之提速,但最为重要的还是要夯实基础。

  努力完善青训、校园足球、联赛体系等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时间一定会给予最好的回报。

  希望中国足球可以重返世界最高舞台,中国球迷已经等了十几年。如果国内足球可以就资本推动一切向好发展,无论十年八年,等下去始终是有着盼头的。

  这届世界杯没有国足,但我们希望下届、下下届以至于以后的每届世界杯,都可以看到中国男足征战的身影。

  我们都有一个梦,名字叫“中国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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